《羣書治要的領導智慧》一書出版

《羣書治要的領導智慧》一書出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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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羣書治要》是唐太宗於貞觀初年下令,由魏徵、褚亮、虞世南、蕭德言等社稷之臣編纂而成的資政寶典,其內容是從浩如煙海的古籍中節選而成,上始五帝、下迄晉代,擷取了六經、四史、諸子百家中有關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精要,共五十卷,五十餘萬字。難能可貴的是,《治要》摘錄的少數原著在五代之後便已失傳,唯有《治要》保留了其精華內容,如《屍子》《昌言》《典論》《政要論》《體論》《典語》《傅子》《袁子正書》等,這使得《羣書治要》的研究具有更加重要的文化價值。

《羣書治要》不僅是魏徵向唐太宗進諫的重要理論依據,也是太宗創建“貞觀之治”的思想源泉。《羣書治要》後由日本遣唐使帶回日本,成為日本天皇及皇子、大臣從政的準則,助日本實現了“平安時代”的繁榮。這正如魏徵評價此書“用之當今,足以鑑覽前古;傳之來葉,可以貽厥孫謀”。《羣書治要》中的治國理政思想,特別是關於國家盛衰的規律,具有普遍的價值,不僅能“救弊於一時”,而且可“成法於萬世”。

《羣書治要》雖“廣博而切要”,但卻鮮為人知,至宋初就已經在中國失傳。幸運的是,《羣書治要》被日本遣唐使帶回日本,成為日本人學習中華文化的一部重要典籍。公元13世紀,《羣書治要》在日本被發現,日本金澤文庫藏有鎌倉時代(1192-1330年)日本人手寫《羣書治要》,因此得以傳世。清乾隆六十年,日本人將《羣書治要》送回中國本土。民國年間,上海商務印書館《四部叢刊》以天明本《羣書治要》為底本影印出版。此書雖重返中國,但傳入之時沒有引起清王室的重視,後又因戰亂頻繁,少有學者深入研究。

二十世紀九十年代,中國原駐日大使符浩先生,從日本皇室獲贈一套天明版《羣書治要》,由呂效祖先生等對其點校考譯,著《〈羣書治要〉考譯》。2012年,由劉餘莉教授主編的《〈羣書治要〉譯註》出版,補錄亡佚之《春秋左氏傳》(上)及《漢書》首尾兩卷,並對全書註解翻譯,成為對《羣書治要》註譯最為詳盡之書。從此,對《羣書治要》的研究才逐漸進入學界視野。

《羣書治要》一書作為一部重要的歷史文獻,其中既有明君治國的經驗,也有昏庸敗政的教訓;既有忠良輔國的故事,也有奸臣欺主的實錄。堪稱資政鉅著,鑑於此,2001年2月25日,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、中央書記處書記習仲勳同志為《〈羣書治要〉考譯》親筆題詞:“古鏡今鑑”。可見,《羣書治要》不僅是唐太宗創建“貞觀之治”的施政參考,也是現代為官者必讀的經典。

《羣書治要》作為資政叢書,關於治國理政的思想相當豐富。 習近平同志提出的領導幹部更好地承擔起“對人民的責任”、“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,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”“打鐵還需自身硬”“空談誤國,實幹興邦” “不要既想當官又想發財” “厲行節約、反對浪費”“德才兼備、以德為先”“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”等新命題、新理念、新思想都可以從《羣書治要》中找到其思想源頭。實踐證明,《羣書治要》所記載的治國智慧、理念、方法與經驗,均是經過歷史考驗所累積的寶藏結晶,是大浪淘沙的結果,歷久彌新。可以説,這是領導幹部深入認識中國傳統治國安邦的理念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必讀典籍。

中央黨校(國家行政學院)劉餘莉教授長期致力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、特別是《羣書治要》的研究與弘揚,曾主編大型叢書《〈羣書治要〉譯註》《羣書治要(校刊本)》,出版了《中華文化五講》《〈羣書治要〉十講》《半部〈論語〉治天下》《卓越領導之道》《政德------劉餘莉精解〈羣書治要〉》等專著。2017年她應邀為海口廣播電視台錄製了52集大型人文節目《品讀〈羣書治要〉》,產生了廣泛而積極的社會影響。

劉教授的《〈羣書治要〉的領導智慧》一書,對於領導幹部深入理解《羣書治要》中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思想精髓,借鑑歷史上興衰成敗的教訓,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,從中獲得精神鼓舞,昇華思想境界,陶冶道德情操,完善優良品格,培養浩然正氣,做到自重、自省、自警、自勵,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。

責任編輯:葉其英校對:李天翼最後修改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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